[50] 前引[3]，张翔文，第115页。
王汀在整理法院相关判例的基础上，列出了程序轻微违法的八种情形，即超过法定期限、文书记载错误、行政程序颠倒、未履行公告程序、未履行告知义务、未正确告知处罚事实、落款日期错误和未严格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材料。[35]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38号。
二是将违反程序的结果作为界定程序轻微违法是否符合该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规定值得商榷。这一思想为《行政诉讼法》（2014）第71条所承继。另，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批复》中提及的‘已向购房业主告知且无异议的事实，被告该事实的认定系证据不足。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测，立法机关可能并不赞同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发展出的那个分类，即主要程序和次要程序，故没有采纳。本文的写作思路是，在解释相关法规范和整理过去10年中行政法学界对违反法定程序研究成果基础上，透过最高法院公布的相关判例（2009-2018），着重讨论如下三个问题：（1）认定行政程序违法是否需要基于行政程序的分类基础？（2）行政程序违法的裁判方式如何适用？（3）当以何种价值取向引令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本文的写作意义是，通过阶段性的、同一研究视角的方法，揭示最高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司法审查态度的变动轨迹，一方面可以回应《行政诉讼法》立法、修法的旨意，另一方面也为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一种规范性的指引，尽可能地接近类案类判这一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
[24]判决结果：撤销并责令重作。[11] 参见江必新，见前注[4]，第494页。原文载于《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 进入 谢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型权利 新兴权利 教义学基础 社会学基础 司法裁判 。
这种效力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平等地享有法定权利，另一方面，任何人没有法定的正当理由，不得侵犯他人享有的法定权利——哪怕他是国王。既往社会事实，有些早已消失在浩茫的历史烟海中，因此，人们只能在考古文献、文字材料、历史传说中寻其端绪。这样，司法裁判中的权利确定，无论是对先例的遵循，还是前无古人地针对个案的权利创制或认可，都是可普遍化的，相应地经由司法所创制或认可的权利，未必一定是新型权利。当然，如果把判例法国家司法即立法的遵循先例原则也拉到这里来论述，就更可见司法裁判活动对于新型权利生成或吸纳的重要作用。
新兴权利源自因社会交往而新生的社会关系，一般说来，新生的社会关系自身具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对其内在规定性的认知和把握自然也是不确定的。这样的裁判结果及其权利分配，仍可视为新兴权利之范畴，而不是新型权利。
这些都决定了藉由司法所生的新型权利与立法所生的新型权利之重要差异，在于其只能针对个案裁判而创制或认可之，只能在司法程序中斟酌、裁断、并最终给当事人分配一种新型权利，这就不像立法创制或认可新型权利那样，只能置于立法程序中。另一方面，从其习惯尚不成熟的视角看，更需要立法者或司法者出面，深入研习、探究、判断相关社会事实及其规定性，做出具有创制意义的普遍规范。倘若制定法已经有完备无遗的相关权利之规定，那么，司法在裁判中就只需守成法律规定即可。笔者认为，衡量既往社会事实之判准，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理应是现有法律调整之前存在的事实。
这就是法律和法学概念作为语言的取效之维。其六，经由司法裁判所生的新型权利，其普遍化的场域仍主要在裁判规范领域，很难作为行为规范，裁判规范和行为规范是埃利希所提出并使用的两个重要的概念。例如何以春节、端午等可以成为全民的法定节日和假日，而重阳节却不是？这些，只能是立法者对既往社会事实之于当下人们生活的实际影响评估的结果。只要这些不同类型的主体，能够将其意志和精神价值选择制定为规则，并推向社会，成为人们所接受的法律，那么，它就实现了其意志和精神价值的规范表达。
司法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对纠纷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厘清，决疑解纷，平息矛盾。不过无论如何，自此以来，奠定在内部视角的法律教义学，不但为法学研究凿出了专业槽，而且在这一专业槽内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法学研究之正宗，而溢出这一专业槽法学研究，尽管也在不同视角上丰富着法学研究的内涵和成果，但也被公认为是法学研究中的外部问题，甚至于是法学研究的旁支，因之，入不了主流，无以做正宗。
他指出： 裁判规范像所有的社会规范一样是一种行为规则，但确实只为法院适用，它至少主要不是一种为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人设定的规则，而是为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裁判的人设定的规则。行政主要解决的是按部就班的不存在冲突和纠纷的事项，具有明显的驳杂性。
无论何种情形，都体现着权利成长的一般逻辑——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变化，必然内含主体权利需要及主张的变化。或以为，只要是权利，就属于社会规范的领域，就理所当然地是社会关系中的概念，因此，它体现着社会主体交往中的自觉性，进而无论什么状态的权利，说它是一种自发性的事实，这是令人难以领会的。其三，完全契约的可接受性。法学研究一旦溢出规范的视角，而不断地侵入或涉足其它研究领域，则不但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越界，甚至还是法学研究者的不务正业。在法律未对其规范时，它总是以习惯的方式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所以，当人们谈论法制和法治这些概念，而不是仅仅谈论法律的时候，已经意味着法律被还原到社会，并创造以法律为根据的社会，这即是法律(新型权利)的再社会化。
第二，它理应是活动的、在当下人们的交往行为中仍存在的事实。这就决定了对既往社会事实之法律调整，完全取决于这种事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面，以及立法者对这种社会事实可能影响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程度的评估及价值取向。
一种社会事实，无论它是既往的还是新生的，只要能够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客观上制约人们的权利选择和义务取向，那么，它就有法律调整的必要和可能。这正是它作为自发的自然权利之重要缘由。
目前仍有类似的不少传统，作为既往的事实，被抛弃于现有法律调整之外，而由相关的习惯调整之。所谓具有价值性，则是指立(司)法主体及其所代表的人民，也是具有价值好恶的，他们往往在面对同一社会关系中诸多的权利主张(选项)中，会选择一种最有利于人们的、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或者最具有公约数的)权利主张，并将其升华、固化为新型权利。
如有，司法只能据之裁判和确认新型权利，而不能创设权利。除此之外，众所周知，司法具有终决性，这也不同于行政。因之，杨兆龙曾指出：创设判例之权为英美法院之特权，基此特权，凡各级法院之判决例有拘束本法院与同级及所属下级法院之效力 但在成文法国家，司法机关可否经由判例创生新型权利呢？这就要看司法所面对的案件事实及其权利请求，是否有成文法上的根据。固然，这种肯定不过是立(司)法者主观意志的决断结果，但一旦其被立(司)法者所肯定，就变成法律内在视角的概念，同时，也与在它调整下的芸芸众生之间形成一种命令—接受或经由规范相互承诺的契约关系。
当法律具有缺漏，而案件争议又必须法官出面裁判时，即便法官没有法律根据，或者直接法律根据不足，也需要权衡各个方面的事实，以及事实中所蕴含的规范(规定性)，设法构造裁判规范，以解决当下的争议。第三，新型权利如何还原到社会，从而再社会化？自以上两方面的论述，我们已经大致掌握了新型权利还原到社会，从规范之内部世界通往实践之外部世界的机理。
而司法对纠纷的处理，一旦生效，就是终局的，是不可再诉的，并且司法对新型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具有可普遍化的可能。它可能属于新兴权利，但不属于新型权利。
即便我国这样一个一般遵循权利法定的国家，也在迅速变革的社会关系和法律难以及时跟进的社会关系面前，不得不承认司法的权利推定，甚至司法的权利创制。法律之吸纳，是一种权利主张和需要从非正式状态进至正式状态的重要前提——即便它不是唯一前提。
新型权利在实质上是一种法定权利，因为它要为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社会关系予以定型，使其尽量处于确定状态，以便统一的、有效的法律秩序之形成，并给人们稳定的预期和安全。在这个意义上，新型权利不过是立(司)法者在相关社会关系中发现的结果，而不是他们苦思冥想地臆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事实上指社会关系满足交往主体各自需要的规定性。这是由于在这方面，司法既优越于行政，也优越于立法。
既往社会事实，毫无疑问，是在历史上生成的、并且遗留至今的事实。二、新型权利概念的内在视角——教义学基础 新型权利的内在基础，是指新型权利在法律(规则)内部的根据，也是它在法律上的证成基础。
这种情形，也可适用于司法裁判，毕竟一项司法裁判的产生，是两造自主选择法院作为裁判主体的结果。其二，在成文法国家，藉由司法所创制或认可的权利，理所当然是新型权利。
因此，这里拟继续探究的有如下三个问题：内在视角的新型权利规范通向社会的内在机理是什么？纸面的新型权利如何被普遍化或实践化？新型权利如何还原到社会，从而再社会化？ 第一，新型权利通向社会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任何法律的目的，都不以规范内部的游戏为目的，即便规范内部的游戏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但它也只是实现法律目的的手段。四、余论：新型权利与司法关怀 在上述有关新型权利的论述中不难推论：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因科技一日千里的发展，新生社会关系因之层出不穷地呈现，其所导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超乎寻常地复杂、多变的时代，把这些社会关系及其权利义务纷争悉数交由立法去处理、规范，势必会导致如下问题： 一方面，导致有关新型权利的立法不能集中于一个国家或地方事务的整体性思考，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对具体的琐碎事务的关注和考量，这与立法必须站在一个国家或地方的全局视角来考虑问题的本来要求会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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